粤菜中的名牌“深井烧鹅”，并非是在一口很深的井里烧制，而是最好吃的烧鹅产自“深井村”。广东的有些“村”，可不是人们心目中一般意义上的村庄，令人最不敢小瞧的就是村。黄埔是村，深圳、珠海都曾经是小渔村……
但深井村，七百多年前就是富贵如“金鼎”的村，如今还是村。却名人辈出、对历史和文化作出过独特贡献，有道不尽的故事，足以令人深长思之。
在世人皆渴望早出名、出大名的现代商品社会，深井村依然骨头包着肉，“闷声发财”。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改革开放之初，在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”口号鼓舞下，出现了几个自封为“天下第一村”“中国第一村”……曾几何时，他们“致富”的神话似已自行破灭。究其因，还是太浅，生活是心物之合，也是心物之争，这是他们心败给物的结果，缺少深井村的“深”。单是这村名就像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红楼梦》一样，有多种解读。深井于北宋年间立村，初名“宁仁里”，取宁静仁义之意。元末明初，因村落被众多小山环绕，其形似鼎，阳光下金光闪闪，故易名“金鼎”。释义为“双手捧日，重振辉煌”。
多么响亮张扬的名字，怎么又改成“深井”呢？
一说，深井坐落于珠江主航道和支流夹携冲积而成的小岛上。而江水靠近狮子洋，常有咸潮，所以村里几乎家家有井，凡井都是甘泉，故名“深井”。此说颇牵强，井多、井水甜，不等于井深。深井村的井甚至恰恰相反，因村落四面是水，下挖两三米便见甘泉。还有一说，因特殊的自然条件，村人大都养鹅，其肉质肥美、细腻。烹制烧鹅又特选中、小个头的“清远黑棕鹅”，所用之井也十分讲究，要在泥质上佳的土地上挖一口干井，下堆荔枝木炭，井口横搭铁枝……广府人极爱吃“深井烧鹅”，而广府人又遍布港、澳乃至世界各地，于是村以鹅名。我却更愿意相信第三种说法。凌氏入粤先祖凌震，身为广东制置使，即最高军事长官，在蒙古元军南侵时，率军两次收复广州。最终因大势已去，抗元失败。其第六子凌方名，选中若世外桃源般的“金鼎村”。江心小岛四面环水，村在岛中心，又四面环山，环环相护，隔绝尘埃。但，阴山韫异气，有“危”才有“机”，于是他将原号“厚峰”改为“潜隐”，素履冲澹，隐者生存。并将“金鼎”改为“深井”。大隐隐于市，取意“隐藏于深深的市井之中”。真正让村人舍“金鼎”之名而取深井，是到明洪武年间，深井凌氏四世孙凌志达，在京城受何左丞不轨案株连，全家数十口被杀。凶耗传来，村人唯恐“跟进”被灭族，星夜将村口门楼上“金鼎”的石匾摘下，正式将村名改为“深井”。
这一“深”，反而过上了数百年钟鸣鼎食般的日子。可见悲观也是一种优势，可让人生活在真实中，真遇到坏事反而不会过于悲观。不像现代人习惯于活在自己或别人创造的词句和思想中，一旦灾祸降临，难以应对。我为什么用“钟鸣鼎食”形容深井人的生活？至今深井村还保留着众多祠堂和私塾，单是凌氏家族就有七座祠堂，祠堂也可用作学堂。难怪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深井命名为“中国传统村落”。据说在全国这样的村落并不多。深井村里古木森森，翠云交干，有不少150年以上的老树，诸如细叶榕、大叶榕、山牡荆、五月茶、华南皂荚等等。我是“过来人”，不可能不想到，这些祠堂、私塾、老树等等，是怎么躲过历代劫波的？所以你不得不承认，深井确实深不可测。深井人也活得沉实有范。因“深”是智慧，随时间形成一种规范，影响民风、民俗。深井之“深”，在文武两道。村里先后出过七个进士，其中有三个武进士。我在一高堂大院内就结识了一位老人，年逾古稀，却在咏春拳著名的木桩上虎虎生风地飞速击打，力道生猛，豪侠有风概。他见我走近便停手，让我打他，我觉太过唐突，便上前摸他的肌肉，竟是软的。他告诉我，好的肌肉用的时候硬，不用的时候是柔软的，老是硬梆梆的是死肉。旁边的人介绍说，他年轻时打遍广州无敌手，后来被招进公安局，立功无数。如今是深井村武术训练班顾问。如今生活节奏何期紧张，为生存、为发财、为出名……深井村竟然还有武术训练班？这很像70年前我的家乡，每到冬闲时，好武的年轻人会聚到一个大院子里，跟村里武功最好的人学武。我也曾是其中的一个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，只有区区2．6平方公里，当初凌方名选中此地，不就是因为它实在是适宜隐居、深藏吗？怎会“深藏”出了这么多进士？这在广东独一无二，我不知在全国还有几个这样的“进士村”？生活不富裕，能读得起书吗？四面都是活水，活水是利，流动是财源不断。而“隐”能读书，读书可明理，明理则养气。养胆气、骨气、浩然之气。“隐”是修为，是积蓄，不是目的。否则深井村怎能一个一个地出进士？现代人不是可以从深井乃至深海里发射钻天入地的导弹吗！
《深井村史》载，清嘉庆六年的进士凌旭升，任山东安邱县知县。大旱之年，“旭日东升”的县太爷在烈日下求雨，大雨随即倾盆而下。无论是碰巧，还是他严正决绝的赤诚之心真能感天动地，都成为流传久远的佳话。他擅长医术，百姓有疾，亲自诊治，并赠药赠方，遂使全县疾患大减。其仁恕温谨的做派，被县里的妇女儿童呼为“凌婆婆”。光绪二十一年的进士凌福彭，担任天津知府兼直隶布政使期间，正值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，凌福彭与赵秉钧合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，成为天津地方自治的开创者。后通过巡警在天津开展人口普查——是深井人凌福彭开创了中国人口普查的先例。随即推进司法公正，兴办独立审判厅，凌福彭成为日后中国现代法院的鼻祖。他改革监狱制度，1904年为罪犯创办了“习艺所”，自任习艺所督办。这是天津第一所监狱，也是家喻户晓的最神秘的地方，偌大的一片灰砖高墙，墙上有电网，墙角有岗楼。因坐落于天津城西的小西关，天津人都把它叫成“西狱所”。
我曾当过几年司法局的“督察员”，第一次进“习艺所”吃一惊，它更像一个连带单身宿舍的综合性工厂，厂区大于监舍区。直到十几年前才拆除，在监狱的旧址上改建人民医院。因为医院天天在“动刀”，也会死人，什么样的凶气、煞气都镇唬得住。深井村凌家还出了著名女作家凌叔华以及诸多对民族、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。村中的大姓凌家，是从沧州河间迁过来的，这也令我这个在天津工作的沧州人，有种莫名的邈远而亲切的感觉，进得村去，心神为之一振。深井之“深”，留给我的思索极其丰富。比如，原本“深藏不露”的深井村，竟是中国第一个“国际村”。地以水兴，人亦如此。中国最早的商贸大港是广州南海神庙，唐代称“扶胥港”。后迁至黄埔港，黄埔港淤塞便借助深井码头。因深井水甜，外国海员及各路商贾在返航时，多在深井储备淡水。很快，深井村民大多能通晓英、法以及阿拉伯等外国语言。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广东巡抚杨永斌在写给朝廷的奏报中称：“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语者。”有史学家称，是翻译“搞砸了乾隆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历史性会面”，堂堂天朝竟没有通晓英语的翻译，英国人也没有带懂汉语的翻译，通过拉丁语转换，弄得驴唇不对马嘴，致使双方不欢而散。马戛尔尼抱着一番通商诚意而来，却败兴而归。否则后面的中英战争或许不会爆发，历史改写。我唠叨这个事件，是为证明那时的深井村民懂外语，多么的难得。因为他们独自要跟洋人打交道，相互语言不通怎么行？他们“于洋轮湾泊处所搭盖蓬寮，或卖蔬菜食物或缝衣剃头”。当时村里洋人也很多，有一次英国海员和法国船员在深井村酒后斗殴，弄出人命。中国地方官上报朝廷，乾隆批示，以后只允许法国人在深井村出入，而英国人只能在与深井一河之隔的长洲村活动……可见那时深井村的“国际景观”多么热闹。至今深井村还有一大片“外国人公墓”，有墓穴数百座，据传其中还有美国首任驻华公使亚历山大的墓。这引出了另外一种事端，深井有些村人“串通夷人，每于夜深时将私货密藏寮内，搭乡艇运之省城，或佛山换货漏税。”因为是跟外国人交易，超过了被称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倒买倒卖，用现在的话上纲上线，就是走私。如果真算走私，那深井村民就是中国走私的“祖师爷”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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